專家稱中國建筑存使用壽命短等三大問題

最近三十多年，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城市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稱之為21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個事件之一。而快速城市化相隨而生的則是種種“城市病”，如交通擁堵、環境污染、住房緊缺等等，也有與建筑相關的“建筑病”。“城市病”幾乎成為世界城市化發展的普遍現象，迄今為止中外城市幾無幸免;而“建筑病”則可謂中國城市的獨有現象。如果把建筑物比喻為人，則可將當代中國城市“建筑病”的相關病癥做如下描述。

　　病癥之一

　　“英年早逝”

　　建筑物本身雖非嚴格意義上的生命體，但因建筑結構的安全性能要求而被賦予獨特的生命周期，即建筑物的安全性能決定了建筑物的使用壽命。通常，建筑物的生命周期隨結構形式和建造材料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一般不低于50年，否則被認為是對建筑物所承載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巨大浪費;即使在達到50年的限度之后，如建筑結構的安全性能依然穩定，或者通過加固、改造等技術手段可以繼續保持建筑結構安全性能的穩定，則可延長建筑物的使用壽命，使其“延年益壽”，直至最終建筑結構的安全性能無法滿足基本的使用要求。

　　從建筑發展歷史來看，伴隨建造技術的進步和建筑材料的創新，建筑物的生命周期不斷延長已然成為世界建筑發展的總體趨勢。在西方發達國家，建筑物的平均使用壽命大多超過50年，例如美國平均74年，英國平均超過130年。然而，在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城市，建筑發展卻呈現出另一種景象，與上述發展趨勢幾乎背道而馳——在城市化加速發展進程中，大量當代建筑尚在正常的生命周期之中便被終結生命;它們有的建成于70年代，投入使用不過三十余年，有的建成于90年代，尚且不及正常生命周期的半程。雖然建成年代各不相同，使用功能互有差異，建設規模大小有別，其中不乏規模上萬的大型建筑，但它們卻先后走向共同的宿命——在正常的生命周期到來之前被迫結束自己的使用壽命，平均使用壽命基本維持在25-30年，恰如人類之“英年早逝”。發生在全國各地的建筑物爆破拆除幾乎演繹成“最短命建筑”的社會競賽，以至于“最短命建筑”的紀錄被不斷刷新。

　　上述現象的奇特之處在于，這些建筑物的“英年早逝”并非因其建筑結構的安全性能已無法滿足基本的使用要求，而是由于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它們的繼續存在既不能體現決策者的政治夙愿，也不能滿足開發者的經濟訴求;在它們被迫“英年早逝”之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規模更大、強度更高的再次開發，因而可以帶來更多的經濟收益和更好的城市面貌。如此換來的經濟收益和城市面貌如若能為大多數城市居民帶來福祉，相關建筑物的被迫“英年早逝”似也無可厚非;遺憾的是，再次開發的各種收益常常進入少數人的腰包，而由此導致的資源浪費和高額成本卻需要城市及其居民負責埋單。

　　這種為單純追求經濟收益而迫使建筑物“英年早逝”的做法與可持續發展理念相去甚遠。這種做法也與中國的建筑傳統格格不入;“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中國的傳統木構建筑通過定期的落架維修，將腐朽的木質部件加以替換，從而不斷延長建筑物的使用壽命，正是樸素的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生動寫照。

　　病癥之二

　　“老無所養”

　　人終有一老，建筑物也不例外，尤其在超過正常的生命周期以后。悠久的發展歷史使得眾多中國城市擁有數量可觀的歷史建筑。無論過去建于哪個時代，無論現在是否已被列為某個級別的文物保護單位，它們都因記載了特定時期的歷史信息而成為城市發展歷經風雨、傳承至今的鮮活見證。俗語云“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如果把城市建成環境也看作一個家庭，那么承載著城市發展印跡的歷史建筑就當之無愧是這個家庭中的老者，對城市而言也該有著相似的特殊意義。

　　“贍養老人”被公認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品德，故而在當代城市建設中對歷史建筑予以充分的尊重、妥善的保護以及合理的利用，使其在城市現代化進程中可以“老有所養”，繼而“延年益壽”并繼續發揮作用，便該是順理成章之事。然而現實圖景卻并非如此。在不斷加快的城市化浪潮中，在追逐城市現代化的競技中，歷史建筑非但沒有因為承載了城市發展的歷史印跡而被視為城市的寶貴資源，進而得到充分的保護與合理的利用，反而因為其保護需要投入數量可觀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其占用的土地資源無法帶來更高的經濟收益，被視為城市發展的沉重負擔。在不少城市，甚至部分國家認定的歷史文化名城，從決策者到開發商，乃至部分歷史建筑的所有者，全然無視法律規定所應承擔的歷史建筑保護職責，或任憑其在自然界的風吹雨打中慢慢衰敗，或通過種種手段加速其衰敗的步伐，直至走到生命周期的終點。

　　伴隨大量歷史建筑或在光天化日之下或在遮遮掩掩之中銷聲匿跡，城市作為一部“石頭的史書”，開始變得殘缺不全，歷史文化名城也漸漸淪落，只有當代“風采”、不見歷史風貌。顯然，在城市建設中不能使歷史建筑“老有所養”，就像年輕人之不肯履行贍養老人的義務，應該受到全社會的嚴厲譴責，而不是成為理所當然之事。

　　病癥之三

　　“有失本分”

　　關于建筑物，一直存在兩個不同的稱謂，一曰房屋，二曰建筑;兩個稱謂的內涵既有共同之處，又有明顯不同。共同之處在于，無論房屋還是建筑，都可遮風避雨，滿足人的某種使用需求;不同之處在于，房屋僅能滿足使用需求，而建筑則既能滿足使用需求，又能通過富有藝術感的形體表達滿足人的審美需求。顯然，建筑的使用需求主要面向建筑物的使用者，審美需求則面向包括建筑使用者在內的每一個人;一個優秀的建筑設計必須確保建筑物既可滿足使用者的功能使用需求，又能盡可能多地滿足包括使用者在內的所有人的藝術審美需求，這便是建筑的本分。對此，我國在1950年代提出的“實用、經濟、美觀”建設原則算得上是相當貼切的表達，并與當今世界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十分吻合。

　　然而，細心觀察當代中國城市，在大規模城市建設熱潮中，新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但嚴格意義上稱得上建筑的怕是寥寥無幾，原因之一便是新的建設在有意無意間慢慢背離了“實用、經濟、美觀”的建設原則，建筑物也在不知不覺當中漸漸失去了建筑應有的本分。

　　一方面，在市場利益沖擊下，建筑物的建造已不再局限于滿足人的使用需求，而是成為制造財富的工具;另一方面，在市場競爭的博弈中，建筑物的形式也不再僅僅是建筑功能的外在表達，而是成為炫耀權勢和財富的道具。于是，我們的城市中先后出現了大量奇形怪狀的建筑物：有的向金錢媚俗，直至直接借用銅錢的形式;有的向權勢折服，直至直接復制天安門城樓;有的向西方膜拜，直至直接搬來了美國國會大廈;有的以風貌之名盲目“穿靴戴帽”，有的借創新之意公然挑戰力學平衡。凡此等等。建筑為求新求異可謂無所不能，更不必提及因利益尋租而挑戰城市規劃權威的大量案例。建筑物的“有失本分”使得建筑這首“凝固的音樂”出現了太多不和諧，甚至刺耳的音符。

　　以上所述不過當代中國城市“建筑病”之冰山一角。著名芬蘭建筑師沙里寧曾有一句名言，“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追求什么。”透過這些建筑病癥，我們不難看出在快速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當代中國城市對經濟利益的盲目追求以及文化底蘊的日漸匱乏，尤其是對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膚淺認識。“建筑病”的出現并非一日之功，病癥的治愈也絕非可以一蹴而就;因為問題的出現并不在于建筑本身，而在于建筑背后所蘊含的價值觀念和文化觀念。